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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所在縣區屬性對其獲得惠農直接補貼影響的研究——基於西部3省縣級數據的分析

原標題:巨源遠 左停:農民所在縣區屬性對其獲得惠農直接補貼影響的研究——基於西部3省縣級數據的分析

一、引 言

我國的惠農補貼經歷了從間接補貼到直接補貼的轉變,這一變化的轉折點開始於2001年旨在降低農村義務教育階段貧困家庭負擔的“兩免一補”政策。隨后,農業直接補貼政策、新型農村合作醫療政策等一系列政府對農民直接補貼政策相繼出台,補貼政策的范圍逐步擴大,直到2009年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在全國范圍內的施行,我國農村社會保障系統初步建立,形成了現行的惠農直接補貼體系。自從各種直接補貼的政策實施以來,我國農民的轉移性收入快速增長,為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提供了新的途徑。

廣義的惠農直接補貼涉及農民的生產、生活、福利等各個方面,而惠農直接補貼政策由政府各個部門分頭制定。正因如此,目前關於惠農補貼的大部分文獻多停留在對糧食生產、養老福利等某一項惠農補貼層面進行的評價和研究上。其中,一部分學者專注於農業稅費的減免和糧食直接補貼等狹義的惠農直接補貼。如周應恆等學者分析認為農業四項補貼政策對農民增收具有積極的效果。﹝1﹞劉克春的研究發現以生產為導向的惠農補貼可以提高主要依賴農地的農民的生產積極性。﹝2﹞ 錢加榮等的研究也認為農業補貼對糧食播種面積的擴大和單產提高有積極影響。﹝3﹞除了保証糧食安全等傳統問題,農業補貼也是解決新問題的有效手段。秦富等堅守國內對農業的補貼等支持,是主動應對加入世貿組織后我國農業面臨的挑戰加劇問題的一個有效手段。﹝4﹞ 陳飛等的實証研究發現,惠農補貼對農戶租入土地決策具有顯著正向影響,可以促進土地流轉。﹝5﹞另一些學者對包含福利在內的惠農補貼進行了研究。如孫健、 申曙光,﹝6﹞薛惠元,﹝7﹞封鐵英、高鑫分別就“新農保”政策執行等方面進行了不同角度的研究﹔﹝8﹞ 朱俊生,﹝9﹞梁春賢,﹝10﹞黎瑞等,﹝11﹞在“新農保”政策的需求、運營、效果等不同方面進行了分析。於文超、殷華對“家電下鄉”進行了政策評估。﹝12﹞收集相關資料和數據煩瑣而困難,僅有個別學者從中央財政層面對惠農直接補貼進行了較為系統化的研究。﹝13﹞

從某一政策對農補貼進行研究固然可以在某一方面得到較為深入的分析,但難以全面了解直接惠農補貼體系的全貌。這直接導致在我國涉農政策已經完成從“取”到“給”轉變后,很難較為清晰地理解惠農直接補貼“給”的具體情況。本文則從地方層面對農民獲得惠農直接補貼的情況進行研究,嘗試研究惠農補貼給農民帶來了多少補貼,補貼有什麼樣的傾向。

二、農民的直接補貼政策與農民的轉移性收入

(一)農民的直接補貼政策的概況

本文採用了廣義的惠農直接補貼的定義,認為農民直接補貼是指,國家或政府制定的各種會為農民直接帶來現金收入的所有直接轉移支付總和。我國現有的惠農直接補貼系統是一個至少由7個政府部門的11種政策組成的龐雜而涉及較廣的政策體系。表1顯示了各主要惠農直接補貼政策的相關信息。

表1 我國惠農直接補貼政策情況一覽表(略)

觀察表1可以發現,惠農直接補貼可以被分為兩種。第一種,農民獲得的補貼水平與其在此項補貼范圍內的相關支出有關,我們將之稱為與農民在特定項目上支付能力挂鉤補貼,簡稱“挂鉤直接補貼”。第二種是與農民特定支出不挂鉤的補貼,簡稱“不挂鉤補貼”。隻要符合糧食直補領取的相關條件,農民就可以獲得一樣的良種補貼等。不挂鉤補貼政策通常在實施過程中會對某些地區進行一定的傾向。

兩類補貼中挂鉤補貼的增長速度較快,僅中央財政的補貼就從2008年的645億元增長到2012年的1993億元,增長了209%﹔不挂鉤補貼從1617億元增長到2012年的2154億元,增長率為33%。挂鉤補貼的增長速度是不挂鉤補貼增長速度的6.3倍。

(二)直接惠農補貼與農民轉移性收入的關系

在政府進行的住戶調查中轉移性收入是指國家、單位、社會團體對住戶的各種經常性轉移支付和住戶之間的經常性收入轉移,包括養老金或退休金、社會救濟和補助、惠農補貼、政策性生活補貼、救災款、經常性捐贈和賠償、報銷醫療費、住戶之間的贍養收入以及本住戶非常住成員寄回帶回的收入等。而在各省統計局的相關文件及新聞報道中,隻有家電下鄉補貼1項補貼沒有明確說明是否被包含,其他10項補貼全部被包含在“轉移性收入”這一統計指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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